□陳妹君
我的爸爸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見他的奶奶，是在他18歲那年。
那是1981年，改革開放以后，經濟稍稍復蘇。我的爸爸、伯伯、姑姑和叔叔等一大家人坐上綠皮火車，出發去往廣東梅州。那是他們第一次踏上回老家的路。我大姐當時年僅兩歲，也跟著回了老家，是我們這一輩中唯一一個回過老家的孩子。我伯伯至今還念念不忘，那時太奶奶竟給了我大姐見面紅包——一毛錢，現在的孩子肯定無法想象，但一毛錢在當年對太奶奶來說是十分珍貴的。每年春節歡聚之時，長輩們便會回憶那唯一的一次回家之旅，總不免唏噓感嘆一番：“不知道轉了多少趟汽車，彎到了哪個山旮旯里。那里真是太窮啦！”
窮，那時的梅縣農村確實窮。我的爺爺奶奶籍貫廣東省梅州市梅縣，客家人。奶奶很小的時候就被賣到了爺爺家做童養媳，能吃苦、勤干活，對她兒時的家早已沒了印象。我的爺爺雖祖上盈余，但到了爺爺這一輩也過得十分清貧。
然而彼時的故鄉為什么會這么窮呢？主要還是因為梅縣以山區地形為主，土地貧瘠，地里幾乎什么作物都不長。據說最窮的時候，爺爺還上街要過飯。成家生子以后，正值鐵路建設初興，需要大量勞動力修鐵路，爺爺就此踏上了這條他為之奮斗一生的道路。大多數情況下，就會像電影《給阿嬤的情書》里講述的那樣，男人外出謀生，女人則帶著孩子留在老家。然而我的曾祖父卻對我爺爺說：“阿新，你把發友（我的奶奶）帶出去吧。”因為那里實在是太窮了，留下來怕是只有死路一條。把妻兒全都帶離家鄉，把對同輩、祖輩的記憶留在身后，恐怕算是徹徹底底的“背井離鄉”了，這意味著未來回家的可能性就是微乎其微了。
多年后，當我讀到費孝通先生的《鄉土中國》時，才真正理解了爺爺那代人的命運。費先生說，鄉土社會是“生于斯、長于斯、死于斯”的社會，人與土地有著近乎宿命般的黏著。曾祖父說的那句“把發友帶出去吧”，聽似平常，實則驚心動魄、無可奈何，它意味著這個平凡的家庭主動斬斷了與故土的最后一根紐帶。我從小是跟著爺爺奶奶長大的，我知道“落葉歸根”是爺爺一生最大的心愿，不知道為什么那一年爺爺奶奶沒有一起回老家。或許是爺爺因為工作離不開，或者是奶奶無法長時間坐車，又或許是爺爺覺得一定有回到故鄉頤養天年的一天。可是直至臨終，爺爺也沒能回到日思夜想的故鄉。
爺爺攜家帶口離開家鄉的那年，大約是20世紀50年代中后期。爺爺修鐵路從廣東修到了湖南，其間，我的姑姑、爸爸、叔叔相繼出生，最后定居岳陽，幾乎全家人都在鐵路系統工作，為中國鐵路事業奉獻了自己的一生。
從廣東梅縣的貧瘠山野，到湖南岳陽的鐵路新村，中間隔著的，不只是一千公里的鐵軌，更是一個時代的天翻地覆。個體命運從來不是孤立的傳奇，它只是時代洪流中一朵被裹挾的浪花。20世紀50年代末的人口大遷移、六七十年代的鐵路會戰、80年代的改革開放……這些教科書上的宏大敘事，落到一個普通家庭的身上，就是爺爺攜家帶口背井離鄉的那個清晨，也是父親18歲才第一次見到祖母的遺憾，更是一個普通人用自己的雙腳走出來的、從“鄉土中國”向“流動中國”過渡的微縮史詩。正是無數“爺爺”輩們的背井離鄉，才鋪就了這個國家從封閉走向開放、從貧瘠走向豐饒的路基。他們的“失路”，恰是時代尋路的過程；他們的鄉愁，也正是一個民族走向現代化時必然承受的陣痛。
我想，爺爺臨終前想回卻未能回的故鄉，或許已在某種意義上，化作了不斷向遠方延伸的鐵軌——沉默、堅實，承載著后來人繼續前行的希望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