□王暢軍
“辦隊”，是20世紀60至80年代初中國農村特有的干部工作制度，承載著一代人的集體記憶，更是廣大基層干部扎根鄉村、服務群眾、無私奉獻的真實寫照。
所謂辦隊，就是由公社及以上黨委統一選派干部，深入農村大隊、生產隊，開展政策宣講、社教運動、組織整頓、生產督導、民情走訪、矛盾調解等綜合性基層工作。在那個特殊年代，辦隊既是國家治理鄉村的重要抓手，也是錘煉干部作風、踐行群眾路線、檢驗實踐能力的關鍵途徑，對密切黨群干群關系、穩定農村秩序、推進社會主義建設，發揮了不可替代的作用。而我，正是這段歷史的親歷者與見證者。
1976年農歷新春剛過，我從一名普通大隊干部，調任平江縣談岑區張市公社文化站輔導員。出身農家、毫無背景的我，面對這突如其來的身份轉變，既受寵若驚，又心懷忐忑。公社文化站的本職是時政宣傳、板報廣播、文藝輔導、圖書管理等，但在以農為本的年代，一切工作都圍繞黨委中心任務展開，而當時壓倒一切的重點工作，便是辦隊。入職不久，我便跟隨公社領導，先后在忘私、范固、菖蒲三個大隊駐隊辦點，足跡遍布田埂阡陌，與鄉親們同吃同住同勞動，親身經歷了那段火熱而難忘的歲月。
當時張市公社有二十多位國家干部，每人包辦一個大隊、蹲點一個生產隊。公社黨委立下鐵規矩：所有辦隊干部必須堅持與貧下中農“三同”，全年參加勞動不少于200天；無會議任務，不得擅自返回公社機關。大家嚴守紀律，從不懈怠。我雖非在編干部，也服從安排，全身心投入辦隊工作。
我的第一站是忘私大隊，跟隨公社黨委副書記老潘蹲點。忘私大隊是公社所在地，各項工作都是全社標桿。初涉辦隊，我茫然無措，只能寸步不離跟著潘書記學思路、學方法、學作風，他安排的任務，我件件落實、不敢馬虎。半個多月后，才漸漸摸到門道。
時值春耕關鍵時節，浸種育秧、扯草積肥、清理牛欄、運送農家肥，農事繁忙，熱火朝天。公社動員全員上陣，學校也放農忙假，田埂上、秧田里人聲鼎沸，牛哞、農具聲響成一片，構成一幅生動的春耕畫卷。
不久，潘書記赴區里開會，臨行前把春耕督查工作全權托付于我，反復強調：數據務必真實，絕不能弄虛作假。我不敢怠慢，每天天不亮就趕到大隊部，逐隊核查育秧進度、積肥數量、犁田面積、出工勞力等十余項工作內容，逐項登記，如實填寫《春耕生產進度統計表》。這份表每三天上報一次，是各級指揮生產的重要依據，容不得半點敷衍。
潘書記回來后，仔細查閱表格，只問一句：“數據準確嗎？”
我答：“準確，都是實地核來的。”
他微微點頭，這份信任讓我深受鼓舞。他求真務實的作風，也影響了我一生。后來我才知道，如此嚴苛并非多余。曾有公社干部為造“典型”，虛報積肥數量，甚至堆造假肥堆應付檢查，最終淪為笑柄。潘書記嚴守真實底線，正是對事業、對群眾負責。這種品格，令我終生敬佩。
在忘私駐隊期間，我常到公社會計戴位主家吃飯。他父親知書達理，常講民間故事和王羲之、王獻之題“山海關”等的傳說，我至今記憶猶新。故事雖屬杜撰，卻道出做人做事的道理：堅守本心，不投機取巧；學無止境，不可自滿。這番樸素教誨，讓我受益終身。
1976年下半年，我轉赴范固大隊，跟隨葉書記繼續辦隊。當時羅書記因病休養，葉書記主持公社工作。范固大隊原是羅書記蹲點單位，在他帶領下，幾百畝荒山旱土改成水田，汨羅江邊建起排灌站，實現旱澇保收，成為全縣“農業學大寨”典型。隨后又推廣“稻稻麥”三熟制，糧食產量連年攀升，享譽全省，參觀者絡繹不絕。而羅書記也因長期勞累，病倒在工作一線。
范固離公社較遠，我全天候駐隊。我與葉書記蹲點第四生產隊，他住隊長李命生家，我宿范固學校，與當民辦教師的表哥同住。吃飯由隊長安排，輪流到社員家中，嚴格執行一餐一毛二分錢、三兩糧票的紀律。鄉親們對辦隊干部十分熱情，派飯時爭相接待。大家心里明白，有公社干部蹲點，生產隊往往能優先獲得化肥等緊缺物資，糧食增產更有保障。我雖非正式干部，鄉親們仍親切叫我“老王”，葉書記也常戲稱我“王站長”，這份認可讓我心里格外溫暖。
時值“雙搶”大忙，搶收早稻、搶插晚稻，農時刻不容緩。我每天清晨六點吹哨出工，久而久之，儼然成了第四生產隊的編外隊長。那個年代，干部絕不能站在田埂上指揮，必須帶頭下田。縣里更有“一二三”勞動制度：縣級干部年勞動不少于100天，公社干部不少于200天，大隊干部不少于300天，勞動天數直接關系考核與任用。我本是農家子弟，農活樣樣熟練，插秧又快又好，深得鄉親贊許。烈日下，我們一同揮汗勞作，干群同心，情誼真摯。
范固大隊能成全省典型，離不開一個清正務實的班子，支部書記李琪泉更是遠近聞名的好干部。早年我在區通訊員培訓班時，曾專門采訪他，寫下《好支書李琪泉》，以“一分錢不掛欠、一兩糧不占用、一分工不多計”概括他的清廉奉公。稿件在縣廣播站播出后，反響熱烈。多年后重逢，年過八旬的他依然身體硬朗，躬耕自食，安度晚年。我總覺得，這正是對他一生為民的最好回報。
雙搶期間，晝夜奮戰是常態。為實現“栽完晚稻慶八一”，我和李隊長組織社員挑燈夜戰，秧田掛燈，連夜扯秧，清晨即插。高強度勞作，卻無人叫苦，田間始終充滿干勁與歡笑。葉書記開會歸來，看到滿田青綠秧苗，終于露出欣慰笑容。
1977年春，我被派往偏遠的菖蒲大隊，與公社黨委委員李亞生一同辦隊。李委員年過半百，待人寬厚，對我悉心指導，讓我倍感溫暖。菖蒲地處山區，分七里、四合、菖蒲三片，共十三個生產隊，山路崎嶇，交通不便，生產條件遠不如忘私、范固。接到調令時，我雖略有意外，但很快釋然：無論在哪里，都是組織安排，唯有踏實干事，才能上不負信任，下不負民心。
政治思想教育是辦隊的重中之重。各隊都辦政治夜校，每周集中學習，傳達文件、宣講政策。社員文化程度不高，讀報講政策的任務便落在我身上。勞累一天的鄉親們，即便困倦，也堅持到場，對國家政策的敬畏、對集體事業的擁護，令人動容。
1977年9月，我奉命調離，奔赴大江洞，開啟新的人生旅程。
短短近兩年的辦隊時光，我親歷了農村基層的真實面貌，見證了基層干部帶頭苦干、清廉務實、心系群眾的擔當，目睹了鄉親們勤勞善良、團結奮斗、真誠待人的本色，感受了黨群干群魚水相依、守望相助的深厚情誼。
隨著20世紀80年代初撤區并鄉建鎮的體制改革，“辦隊”這一承載厚重歷史的詞語，漸漸退出舞臺。但那段歲月從未遠去，依然清晰如昨。沾滿泥土芬芳、刻著時代年輪的辦隊經歷，早已融入我的血脈，成為一生最珍貴的記憶，也是我人生中最亮麗的青春華章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