□曾君華
“青山處處埋忠骨，何須馬革裹尸還。”每念及這句詩，我的心便被一種深沉的凝重與傷感包裹。那是歷史的厚重與家國的赤誠交織的情感，仿佛能穿透歲月的迷霧，望見無數英烈在民族危亡之際挺身而出的背影。而我的兩位伯父——曾惠元、曾其元，便是這千萬忠魂中，讓家族魂牽夢縈的名字。
我的父輩深植于岳陽縣新墻的土地。那片被新墻河滋養的鄉土，曾是湘北抗戰的前沿陣地。在那個烽火連天的年代，日寇鐵蹄踏碎華夏安寧，家國存亡的吶喊響徹云霄。父親是家中六兄弟里最小的一個，兒時每到中元節，他總會在裊裊青煙中鋪開黃紙，鄭重寫下亡者的姓名，包括兩位奔赴戰場后杳無音信的四哥曾惠元、五哥曾其元。父親說，抗日戰爭爆發時，四哥、五哥剛讀完私塾，兄弟倆毅然放下筆墨，穿上軍裝，加入國民革命軍第10軍，奔赴衡陽保衛戰的前線。
父親在我13歲時便離世，家族的往事隨他的離去漸漸模糊。我只記得，父親多次向我描述，在20世紀40年代初抗戰勝利前夕，家中六兄弟最終只剩父親一人孤苦伶仃。1961年，在兩個兒子離開二十多年之后，奶奶臨終前口中喃喃念著“惠元、其元該回來了”；1976年，在兩個哥哥離開近三十年之后，父親彌留之際仍記掛著他的四哥和五哥，這份跨越三代人的牽掛，早已不是簡單的親情羈絆，而是一個家族對為國獻身者的永恒惦念，是普通人對“忠魂”二字最樸素的注解。
多年來，我像追尋星辰的旅人，在歷史的塵埃中打撈伯父的痕跡。父親的老同學劉端芳老師在日記中留存的挽聯，清晰記載著奶奶葬禮上父親寫下的“二兄赴國難，千里未歸魂”；比我大30多歲的堂兄曾君錫記得6歲時在新墻河車站送別的場景：兩位叔父穿著挺括的黃軍裝，軍帽下的眼神亮得驚人，塞給他發餅時說“等打跑鬼子，叔帶你吃甜酒湯圓”。這些碎片拼湊出的，不僅是兩位年輕人的模樣，更是那個年代千萬青年“寧為玉碎，不為瓦全”的決絕——他們或許從未想過自己會成為英雄，卻在用生命踐行“天下興亡，匹夫有責”的誓言。
我曾踏遍湘北的土地尋找答案：20世紀90年代初拜訪新墻的國民黨老兵，他們雖記不清具體姓名，卻拍著胸脯說“新墻河出來的兵，打衡陽時沒一個孬種，子彈上膛就沒想著回頭”；在南岳忠烈祠撫摸冰冷的紀念碑，指尖劃過那些密密麻麻的名字時，我多么希望能找到熟悉的名字；聽聞臺北忠烈祠供奉著40萬忠魂，我曾致信時任臺灣國民黨主席連戰先生，盼著能在39萬英烈名冊中尋到一絲線索，卻終究石沉大海。可每一次失望，都讓我更加確信：伯父們或許沒有留下姓名，卻早已將“忠誠”二字刻進了民族的基因。
轉機出現在2025年6月一次偶然的聚餐中。同事的兄長閑談間偶然提起DeepSeek的數字技術可用于歷史文獻檢索的趣事，我忽然閃過一個念頭：它能否幫我找到伯父們的蹤跡？當我在抗戰歷史數據庫中輸入“尋找衡陽保衛戰陣亡的曾惠元、曾其元”時，屏幕上的文字讓我熱淚盈眶：新墻河抗戰紀念館藏有2005年村民捐贈的《陣亡士兵家書抄錄本》，其中記載“曾家兩兄弟自新墻河入伍，同赴衡陽參戰，1944年夏失聯”；《岳陽縣志》英烈表中1944年陣亡的“曾紀元”（新墻鎮人，步兵團上等兵），經當地文史專家推測為“曾其元”的同音誤記；更明確提到衡陽保衛戰中岳陽籍陣亡官兵1132人，其中7對兄弟兵里，目前僅3對留有完整姓名，曾氏兄弟的存在有高度可能性。這些文字像一束光，照亮了歷史的縫隙——原來他們的犧牲從未被遺忘，他們的名字或許模糊，卻早已融入“湘北子弟血沃衡陽”的壯闊史詩。
我立刻聯系新墻河抗戰紀念館館長，將線索截圖標記發送。館長說紀念館正在進行史料數字化整理，那本家書抄錄本或許因年代久遠暫未完成掃描，但他已將信息同步給兩岸抗戰歷史研究志愿者，并鄭重承諾將兩位伯父的姓名列入紀念館英烈紀念墻，同時向上級主管部門申報烈士名錄。那一刻，我忽然明白：尋找二位伯父參加衡陽保衛戰的事跡，不僅是為了家族的圓滿，更是為了讓“為國捐軀”的精神被看見、被銘記。就像岳屏山上那七千無名烈士的骸骨，他們或許沒有墓碑，卻共同鑄就了民族精神的豐碑。
如今我仍在等待消息，卻已不再焦灼。八十多年前衡陽保衛戰的硝煙早已散盡，但伯父們那代人用生命捍衛的“家國大義”，始終在歲月中熠熠生輝。他們或許只是千萬士兵中普通的一員，卻用最珍貴的生命詮釋了“忠”的含義——不是空洞的口號，而是危難時刻的挺身而出；不是顯赫的功名，而是“舍小家為大家”的無私。這種精神，早已融入曾家的血脈，也融入每個中國人的骨血。
我期待著伯父們的名字能被正式載入史冊的那一天，但更明白：無論是否找到確切記載，他們“寧死不當亡國奴”的骨氣，他們“甘將熱血沃中華”的赤誠，早已是家族最珍貴的遺產，是民族永不褪色的精神燈塔。歷史不能忘記！中華民族在烽火中鑄就的抗戰偉業更不能忘。那些在民族危亡之際挺身而出的英雄，那些在槍林彈雨中前赴后繼的背影，那些為守護山河而流淌的熱血與付出的犧牲，早已鐫刻進民族的精神基因。這或許就是對“青山處處埋忠骨”最好的注解：忠魂不朽，精神永存。
